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井王中学一直是肥西县有名的乡村中学。它虽然地处偏僻的乡村一隅,但是学校里勤奋努力的学习风气,加上较高的中专升学率在全县都是数的着的,也吸引了一些城镇的学生前来就读。八十年代中专的录取比例那是相当的低,完全可以说相当于现在高考的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多少农村的孩子拼命苦学,就是为了考上中专,从此后跳出农村,端上城镇的铁饭碗。所以竞争也异常的激烈,等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开始还没有限制复读的情形下,有的同学竟然能在初三读了八年,就这样还没有考上。等于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农村小学是五年制),他就在上初三,等到我上初三的时候,他跟我还是同班同学。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我的初中学习生涯。初一初二的时候,也不算是过于紧张。除了有些远的外乡的,城镇的孩子住校,我们都是走读。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摸黑到学校里早读,早餐和午餐在学校里吃,下午五点左右再放学回家。那时候全校初一两个班,初二两个班,初三三个班。我是分在了一(二)班,班主任是吕中年老师。我虽然小升初考了全乡第一,但是上了初中以后好像没人知道这个事。所以一切还是从头开始。我在初一的时候成绩还是挺好的,但没有小学时有优势,大概一般排在班级前五名的样子。也是三好学生。初二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劲敌,特别是我的两个老表,翟荣幸和张广明。他们两个跟我同龄,本来比我高一年级,后来为了考中专打基础,特意在初二又复读一年。两个人本来就聪明,又复读,所以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总成绩常常就超过我。只有一门语文,我对他俩是呈碾压态势的。我在20多岁之前一直饱受冻疮的困扰。每年手生冻疮都要三四个月时间,一双手冻的又肿又烂,经常黄水直淌。现在想想,我小时候不敢和女同学说话,在女同学面前自卑,除了家穷以外,跟这个冻疮也有直接的关系。各位看官想一想,你的一双手都烂成那个样子,女生看着都恶心,还喜欢和你说话么?这个冻疮也影响到了我的学习。初二那年冬天,我就很少做作业,因为手一伸出来就难受,不仅冰冷,而且有涨的感觉。在学校做的作业就很马虎,布置的家庭作业也根本不想做。所以,在初二时我的成绩是越来越退步的。
上面说到女生,我这里再补充一下。也不是说我跟所有的女生都不说话,我有一个算是亲梅竹马的表妹,明银。她是我小姑家最小的女儿,跟我同一年生的,月份比我还大。但一帮小伙伴都喊她妹,我就说她是表妹吧。明银跟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就同班,直到初二,好多年还都是同桌。我们两个是一个村庄的,又是亲戚,天天在一起,无话不说。因为我的成绩好,明银有点崇拜我。我到现在依然非常清晰的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起早上学的情形:每天天还没亮,我正在睡梦中,就被我爸喊醒,快起床,上学去。我就赶紧摸摸索索起来,匆匆洗脸刷牙,然后到我家的后面去喊明银。这时候,往往她都已经在等我了。我们两个一起摸着黑,沿着田埂路去上学。经过对门庄,汉庄,到河南(老家一个村庄)再拐上大路后,离井王中学也就不远了。当时路边有不少座坟,我们两个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有头皮发麻的感觉。到学校后,校园里已经书声琅琅了。我们先是早读一个小时,然后到学校的食堂去早餐。每个人都带个搪瓷缸,拿着饭票去打饭。早饭就是一搪瓷缸稀饭,中午则是一搪瓷缸米饭,菜大都是自己从家里带,饭票是自己从家里背米到学校换的。上午上四节课,下午上三节课。下午放完学后,由两个值日生打扫教室。我和明银因为坐在一起,一般都是被安排在一起打扫教室的。那时候扫地的笤帚也要从家里带。放学的时候是比较愉快的。大喇叭里放着优美的音乐,学生从学校向四面八方散去,到处都是人。我和明银一次因为扫地,回家略晚,路上,学校里喇叭还在广播新闻,夕阳快要从龙穴山上落下去,晚霞艳丽无比,清风习习。一路上能看到挂在树枝上的的缸豆,扁豆。回家的步伐是多么轻松啊。
明银在初二的时候突然不想上学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记得那天,她把我喊到一边,说她马上不上学了,并把她自己身上剩下的十几斤饭票都给了我。当时他的哥哥明忠也和我们同一个学校,她没把饭票给她哥哥,而是给了我。我到现在都非常感动。儿时,我们两个毕竟在一起玩的多,她对我还是挺好的。但我自从考上中专后,就基本都在外地,长大后和她联系的很少。后来我妈帮她介绍了个对象刘斌,刘斌很能干,对我小姑小姑父也孝顺,两口子这么多年一直很好。
我在初一初二时和男同学关系还是不错的。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教室的讲台上打乒乓球。那么小的讲台,我们用书,甚至用黑板擦当球拍,打的不亦乐乎。我算是一个性格开朗,喜欢交朋友的人。特别是看了一些文学书籍,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有几个同学虽然家住在井王乡街道上,却和我玩的挺投机,其中,王爱文,刘军,鲁扬权,孟建,和我玩的最好。王爱文,自从我初中毕业后,再也没见过他。刘军大学毕业后分到蚌埠,我和他见过一次,再后来他到苏州工作,我和他只在火车站有一次偶遇。还有个同学孙继胜,他爸爸是城里地质勘探队的职工,他的条件明显比我们好。但当时他和他的妈妈依然住在农村。他带我到他家里面去玩过。他的姐姐跟我们一个班,但非常时髦,会唱好多首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也带孙继胜到我家里去过,他是为数不多的到我家里去过的男同学。但后来他突然就转走了,应该是到合肥上学去了。多少年以后,我回到合肥上班,在那些几十年不联系的小学和初中同学中,他是第一个联系我的,也是第一个把我拉回初中同学圈子的。我和他真是一生的缘分,虽然家庭出身不一样,却始终惺惺相惜。他现在是合肥一所学院的处级干部,性格豪爽,酒量惊人,酒场也多。但只要我约他,再远,他都会推掉别人,到我这里来。
可能这些同学,他们看重的,不是我那矮小的个子(我在初一初二个子矮小),也不是我脏兮兮的衣服,更不是我烂兮兮的手。他们看重我的,是我的性格以及学习的才华。我在初一初二时的语文,一直在班级名列前茅。我写出来的作文,都让他们感到难以置信。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吕忠年让我们即兴写篇作文,一堂课写,另一堂课让我念给大家听。我一节课就构思并写好了一篇。当时,电视连续剧《血疑》播放不久,我在我一个堂大伯家的电视机上基本上看完了全集。我就虚构了,自己得了病住院,然后医院里有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却很坚强,反而过来安慰我们的故事。我念这篇作文的时候,全班的同学鸦雀无声。事后,他们都跑过来问我,说这事是不是真的,他们都听哭了。全班同学听作文听哭了,这还真是罕见。吕老师好几次趁着下课来翻我的书包,他肯定是以为,我写的这么好是抄作文选的。但他找不到作文选。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印在我的脑子里的。吕老师的行为比另外一个历史老师还好些。另外一个历史老师唐老师,给我们上课时说,宋子文是宋美龄的爸爸。我纠正他说,不是宋美龄的爸爸,是她的哥哥。唐老师讥讽我说,你爸爸可是你哥哥?气的我也不敢再在课堂上反驳他了。那时外公是退休教师,家里面很多书。我记得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小说月刊》,还有《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之类的,还有一些古典文学书籍。通过读这些书,我肚子里的知识肯定要比那些同龄的农村孩子要丰富的多。“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的想象力因此更加丰富,性格也会略显骄傲。
初中的时候,也是情窦略开的时候。特别是到初二、初三,班上调来了一些外地的女生。当时是女生都坐前排,我们男生坐在后排。我们后排男生的眼光总是离不开前排那几个漂亮和气质特别的女同学。有一对堂姐妹,特别让我欣赏和爱慕。其中,刘某红,是那样的端庄和漂亮,而刘某玲的眼睛黑而明亮,充满了朝气和活力。还有从金桥来的三个女侠,性格、气质、长相都各有千秋。其中,最出彩的是王某玲。王某玲不仅家庭条件好,父亲是供销社的领导;而且人长的漂亮,歌唱的好。每次学校搞文艺活动,都会让她表演唱歌。可以说,王某玲就是我初中时最崇拜的女生。但那时,我的内心也是很自卑的,从来不敢和这些长的好看或者家庭条件好的女生讲话。当然,也没有机会讲话。原因也简单,一个是因为大家当时年龄都还小,第二个,农村学校的风气,本来就更保守一些。初中毕业后,我看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并被深深打动。但想想我们初中时的那些懵懵懂懂的情愫,又怎能和维特的执着与深情相提并论呢?
86年到87年,我开始上初三。一开始,我是卯足了干劲的。当时哥哥在枣树岭中学(后来改成南分路中学)上初三,已经是复读第四年了。他留了一些复习资料在家里,我就拿过来提前学。所以,初三上学期的几次物理测验,我是一次考的比一次好,得到了童文平老师的表扬。童文平老师,当时教物理也算是名师。能得到他的肯定可不容易。但是到了11月份后,我的冻疮就开始犯了。想想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艰苦啊。初三开始住校,井王中学当时好几排教室,靠西靠北的一排是初三的三个班级。初三教室的西边就是男生宿舍,是草房。但住宿舍的人不是很多,大部分人都住教室。就是晚上睡在课桌上。一个星期放一次假,回家讨一瓶咸菜。家庭条件稍微好一些的,可以在学校食堂里买菜。学校食堂有菜卖,另外周边的一些小商贩也到学校的食堂里卖些炒青菜啊,蒸黄豆之类的。因为我妈妈腌菜腌的不好,所以,我有时,连咸菜都没的带,就带一瓶腌的芋头杆子做菜。在学校里也吃不饱,我就和很多同学一样,养成了刮饭桶的习惯。那时候学校食堂,每次开饭,每个班一个大木桶,排成一列,然后各个班的学生都排在自己班级的大木桶跟前,由生活委员给大家打饭。常常是所有人都打完饭了,一些木桶里还剩有一些稀饭或者米饭,我们就用铁勺子去刮。如果在食堂里吃完饭,就在锅炉房里接一缸开水,带到教室里喝。如果在教室里吃完饭,就跑到学校最西边的池塘里去刷碗。不仅生活苦,学习也非常困难,初三的课程真的好难好紧啊,我在初二时的懈怠也影响到了我初三的学习。加上我又犯了冻疮,我至今已经记不得我初三那一个学期的成绩到底咋样,但过年后开学,天气依然寒冷,我甩着一双冰冷的冻的稀巴烂的手,嚎啕大哭地跑回了家。我跟爸爸说:“我不上了,没办法再上了”!爸爸第二天把我送回了学校,找我的一个堂哥,在学校里教数学的王大仓老师商量,大仓老师说:“休学吧,学习主要靠手呀,他的手烂成这样,还怎么学呢”,爸爸虽然不太情愿,也接受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