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名单上的信息可靠吗？有没有可能出现有人不在岗，却被标记在上面的情况？”杜斌担忧这种情形会混淆视听，立刻追问了一句。

“警官您放宽心，绝对不会有误报的情况。

因为我们公司管理非常规范，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相关责任人是要承担很重的责任的。”领导回答道，试图消除杜斌的顾虑。

听完这些话，杜斌也感到有些道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人员安排应该是严谨有序的，每一个飞行任务背后都有专人负责。

杜斌仔细地检查着这份文件，根据严文春提供的时间点，常思玲最后一次出现应该是在两天前。

他翻了下那时出发人员的清单，果然在其中发现了常思玲的名字。

可当杜斌想查清楚常思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时，却发现没有任何后续记录。

“你们这上面有关于还没回来员工的标注吗？”

杜斌这么一问，那领导愣了一下，急忙解释说：“警官您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的流程，其实每次出航都会有两个方向，去和回，一个完整的班次才算结束。”

“像您说的情况基本不会存在，有任何特殊情况我这里都会得到通知。

按照惯例，一切都在正常范围内运行着。”

“再说我们这次是远程飞行，目的地远达数千公里之外，而且按规定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不能随意离开飞机活动范围内的。”

听完这段说明，杜斌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这样看来常思玲按理说不应该只飞走而不归。

但为安全起见，杜斌决定找同航班的同事来确认下。

他们是同行，应该对常思玲的情况更加了解。

只是其他同事的回答让杜斌再次碰壁：“那天苗红确实在飞机上，但是返程中没看见她身影，因为途中遇到了小颠簸，大家正忙着安抚旅客情绪，没能注意到她的动向。”

这一系列线索都表明常思玲真的消失得毫无踪迹可寻。

是否意味着她在某个时间点下了机，然后前往别处了？

杜斌立即调取周边监控视频查看，试图从中捕捉到任何关于她的画面，可几个小时下来依旧毫无收获。

这件事真是太让人费解了，或许他的思路有问题。

之前办过的一起案件给他提了个醒，有时候被害者往往与最亲的人之间关系并不简单。

于是杜斌打算去趟严文春家里探个究竟。

严文春住在一套大约一百五十平米的宽敞公寓里，位于居民楼高层。

见到来访的警察，严文春急忙问道：“您找到我的妻子了吗？”

“正是因为这事我才来的，自从吵架后，她真没有再回家？”

“没错，孩子被我接回来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回忆起那个时刻，严文春原本还猜想妻子是不是去买什么了，却始终联系不上人。

“有没有可能是悄悄回来又离开了呢？屋子里有什么物品被动过或挪位过？”

严文春表示一切都原封不动，“我相信她的确未曾返回，当天早上由我亲自送去上班，可是后来就杳无音信了。”

得到许可后，杜斌进入房间四处寻找蛛丝马迹，从客厅至各个卧室，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结果依旧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