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在河南师范大学读了七年本科，我就是张三。

张三是二零一六年考上河南师范大学电子专业的，一九年大三下学期上完，张三休学去云南搞写作了两年；回来复学后因疫情封校，一个必修实验课没能进学校上，被延迟毕业了一年，加起来总共读了七年大学。

张三是在二零二一年参加大学里“明道书院”毕业欢送会上认识清水的，那年她正毕业。

张三和清水的爱情故事是从她毕业后才开始的。张三和清水是一个学校的，比他大一级，是她的师兄。按道理来说，张三本应比她先毕业，但他大三上完就休学去云南混了两年，两年后回来复学时，正赶上清水毕业。

“明道书院”与其说是一个书院，不如说是一个社团，一个由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研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团。但大家不能叫社团，都叫书院，叫书院显得高大上，这样叫也显得大家本身有文化内涵。张三跟着“明道书院”读过两年与传统文化有关的书籍，四书五经、道德经、易经、庄子等都读。明道书院的宗旨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明白大学之道，明白中庸之道，明白人生之道。书院的口号是：我们一起随缘、惜缘、造善缘、圆了缘，一起走幸福大道。张三跟着“明道书院琢磨了几年道，没琢磨明白，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就休学出去云南搞写作去了。

张三是一九年八月休学离校的，清水是一九年十月进“明道书院”参加书院晨读的，他们那时候没见着。

张三在明道书院是个异类，一，他一个工科生，天天喜欢写诗作词，二是他大四了休学出去搞写作，第一个情有可原，第二个无法理解，这不是一个正常大学生能干得出来的事，因此在书院里大家容易议论张三，他们有的说张三很勇敢，有的说张三脑子被驴踢了，张三觉得他们论得都对。有人议论，他很高兴，说明他在大家眼里还有点价值。清水没见过张三，她是在大家的议论中知道有张三么个人的。

书院二一年的毕业欢送会，参加的人很多，因为二零年疫情，书院没有举办毕业欢送会，二零年毕业的本科，研究生来了很多，相当于给二零年毕业的也补办一场毕业欢送会。

我这个张三当时要是不休学，二零年肯定已经被学校草草地送走了，而且我肯定不会再回来参加二一年的毕业欢送会，因为我是外省的，山高水远，回去学校一趟，路费是个大问题。这样我也就肯定不能认识清水，不识认她也就没有后面的爱情故事了，因为此，我首先要感谢我哥，是他坚决不同意我退学，我才被迫体学的；其次要感谢于红薯妹，是他坚决不同意和我处对象，我才下定决心休学的。如果没有这两下子，我就肯定不会认识水了，也就肯定不会有后面的爱情故事了。后来我和清水再说起我们遇见的时候，她也总会发自内心地感谢红薯妹和我哥。

但张三第一次在欢送会上和清水见面时，他的眼睛没有看清水，在在看红薯妹，因为红薯内也来参加毕业欢送会了，因为张三和红薯妹之间还有些情谊，张三在云南寺庙里住了几个月，天天跟寺庙的和尚大佛爷念经吃肉（南传佛教是可以吃肉的）心早就把红薯妹放下了，但又见了，心里还是沉甸甸的。他以为跟大佛爷念的经都白念了。但当他见过红薯妹之后，才感觉真正把她放下了，再想起她，心情是明朗平静的，不像之前一想起她，心里一团乱麻。大佛爷经常告诫他说：“这就叫执念，放下执念，你就成佛了。”

红薯妹不叫红薯，她这个外号是一年冬天张三带书院一些人去河边烤红薯，他烧好了火，背着她大喊：“快，红薯，妹。”她回过头，递给张三红薯答：“听见了，那么大声。”张三觉得红薯妹叫着很顺口，又叫了两遍，后面就一直叫她红薯妹了，她一开始很讨厌这个外号，她说像个卖红著的。张三对她说：“卖红薯的咋了，卖红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地多好。”她一听我这么说，也觉得好，就勉强应了。张三这人有个毛病，喜欢给别人取外号，像铁牛哥、鸭鸭、大逼哥、猪头之类的，一看他取的外号就知道张三是个粗人，他自己也这么觉得。但张三觉得“红薯妹”这个外号蛮好听，也怪文艺的，多年以后，他也还是这么觉得。

红薯妹是和张三一级的，自从他大三下学期跟她挑明关系，让她跟他搞对象，她不同意，张三愤愤离校出走以后，两年没见了，再见面，她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了。他们在毕业欢送会上见了，之后又再没见过。

张三当时见了红薯妹，本想跟她说两句话，说一句谢谢，说一句祝福，但她没给张三机会，他随后觉得这两句话也不是非得说出来，在心里感谢和视福也是一样的，因此不觉得有多么遗憾。张三之前写给她的几十封信，一字一句写满了他的爱，她不收，在张三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一气之下全都扔进了垃圾桶，他当时心想：什么狗屁爱情，都是垃圾。

志领师兄见张三把信扔了，觉得可惜，又从垃圾桶里把信捡出来，拿到他那里给张三保管，直到后来张三和清水牵着手去见他，他才再也不提要把信还给张三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