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冬至。

江西庐陵，富田鹜湖侧的卧虎山脚下，一座新墓隐约现于林中。

虽说已到冬至，可是南方的冬和北方不同，千里外的北方之地此刻必定已褪去青绿，只剩下白色的石和黄色的土，赤裸裸地哆嗦于肃杀天地之间。可这里是南方，依旧郁郁葱葱、生气勃勃，每年都一样，今年也不例外。只是这几日的雨水多了些，淅淅沥沥下了五六日，昨夜才稍停。包裹着富田的群山之上，笼罩着白茫茫的雾，连接着天地。

新墓的封土浸润着水气，山风吹过，周围的树叶抖落着叶上的水滴，却吹不动这地上散落着已经成为泥淖的纸灰。

墓前站着一人，颀长的身躯些许伛偻，一身泛旧的长袍，须发黑白相间，眉间皱纹刀刻斧凿般，棱角分明的面庞上，眼中却透着浑浊，此刻他的目光全在那墓碑上，他用衣袖揩拭去那块新碑上的泥水，用手指顺着上面的刻字描着，画着，嘴里颤巍巍的喃喃：“宋—丞—相—文—信—国—公—天—祥—之—墓”！

偶尔传来一声鸦叫，这悄无声息的山林愈加寂静。良久，他才缓缓蹲下，拿起墓前石板上的酒坛，将面前的两只碗中倒满。双手端起，缓缓起身，一碗浇于地下，一碗一饮而尽。随后，长长出了一口气，继而高扬头颅，仰天长啸，那啸声，如闪电惊雷，似龙吟凤鸣，在这茫茫一片中，划破了一道口子，让这混沌不再那么沉闷。他眼中渐渐有了光彩，扶着碑，缓缓道：“天祥，千载看你来了，千载回来了！”

来人正是张千载，庐陵人士，表字毅甫。他和文天祥自幼相识，同村同龄，家中老人俱又熟识，所以从小交好，自幼形影不离，一起入学一起科考。

只是后来，文天祥成了大宋的状元，登堂入室，少年得志；而他却无意功名，醉心江湖。哪怕之后文天祥举他入朝为官，他也只是大笑几声后便又游历四方去了。文天祥也不介意，他素来知道张千载的志向，何况他自知官场哪里又是个什么好地方，这里乌烟瘴气，黑白不分，更何况在这个孱弱的宋朝廷，外有异族环伺，居心叵测，内有奸佞弄权，官家昏庸，不算上自己主动辞官，被朝堂排挤罢黜的经历也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

他们都有过相同的、伟大而遥远的志向——中兴大宋，可那又何妨，要实现这个理想难道非要在庙堂之上吗？范文正公不是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此，文天祥心中也曾常想：“千载或许才是对的，最起码他是自由自在的！”

后来的数十年间，他们哪怕一年也见不上一次面，可是书信却从未间断，千载会将他游历见闻说给天祥听，而天祥也会对他诉说朝堂之事，那些开心的，伤心的，公开的，隐秘的事情，都曾出现在他们的书信上。若是哪朝相逢，那更是“携酒踏明月”，“相逢千杯少”，他们无话不谈。他们是发小，是同窗，是挚友，更是知己。是的，是知己！

墓前，张千载眼中又闪出光来，那是太阳穿透重重云雾的缝隙射进来的那屡光，这光又透过了墓侧柏树上的水珠，发出彩色的光芒。在那光里面，他看到了他们童时在侯成书院读书的时光......

侯成书院是他俩开蒙的第一个学宫，初到书院，二人就如同刚刚离巢的雏鸟，安静而又好奇地打量陌生的一切。简单得有些简陋的两间屋子就是先生授课的地方，唯独最里面的那间“明伦堂”却是特殊的紧，这里平常少有人去，大门常闭着，显得那么神秘。

终于有一天，童时的天祥和千载没能抵住那份好奇，悄悄推开了那扇老旧的门，随后墙上的四副人物画像映入眼帘。两个孩童张大了嘴巴，这真是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欧阳修...杨邦义...周必大...胡铨...”，他们低声念出画像上的名字，这些人他们或从书上，或从先生口中都看过听过，文天祥是那般聪慧，文章过目不忘，张千载向来喜听故事，对这些人的故事有着不一般的兴趣。

“欧阳文忠公我知道，他的《醉翁亭记》我早烂熟于心了，还有他和东坡先生的趣闻，我也听了不少呢，”小天祥兴奋道。他那清秀的脸庞上洋溢着快乐，双眼中闪烁着两颗小星星。

小千载看着第二幅像却似入定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盯着，面色却变得凝重，天祥问道:“千载，你这是怎么了？先生不是给我们讲过这杨忠襄公的故事吗？你忘了？”

“我当然记得，”千载转过头，很认真的看着他的朋友，答道:“靖康之变后，金兵再次侵我大宋，在健康府遇到杨公率兵顽强抵抗，杨公寡不敌众，终是兵败被俘。接着金兀术妄图劝降，谁知杨公破口大骂，宁死不屈，留下了‘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金兀术听后大怒，竟然让刽子手割其舌，开其胸，剜其心。杨公就这样死在了建康！痛哉！”

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大宋啊，她的北方尽是豺狼虎豹，一弱虏灭，一强敌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