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一吸鼻子，眉头也跟着皱了一皱，“从天启二年开始，只要有条件，天津、登莱两地的官船民船是源源不断地给东江镇输送物资。”

“后来呢，又说海运运粮艰难，天津一年只可一运，登莱则一年可二三运，因为冬春之季不适合海运，只有夏季四五月可开洋。”

“这四五月时盛行东南季风，故能顺风航行，如若无风或风向不对，拖延时久，到了冬季沿海冰封，北风盛行之时，东江则必然军需无继以达半年有余。”

“于是朕体贴毛文龙，为了便民利商，准许他以折色饷银二十万收买客商布货，客商北上之后，先到登莱清查有无夹带违禁，无违禁则给引开洋。”

“尔后客商再装运米麦草料、布匹物货至皮岛、铁山等地由毛文龙亲自验收，待毛文龙验收之后，再开出批文，客商凭着东江镇的批文，再去登莱巡抚处支取银两。”

“这一批招买客商的饷银，朕可从来没限制过他的取用罢？天启四年的时候，明明原定每年二十万的折色银，毛文龙却给北上客商开出了三十万两银子的批文。”

“武之望不敢做主透支军饷，径自支付，还上了奏疏问户部的意见，朕那会儿可没有责怪过毛文龙罢？”

“要说二十万折色银不够花，那是胡说八道！有了这些往来客商，辽东的海贸利润尽给东江镇一地独吃了，如今这往来客船凡是想北上做生意的，都得到皮岛挂号，方准开行。”

“江浙及山西的商人皆投毛文龙处泛海逐利，要是毛文龙也算没钱，那袁崇焕这种全等朝廷拨银子的，岂不是就成了伸手要饭的叫花子了？”

“奴酋当年甚至还没有这二十万折色银的用度呢，他也不过是卖卖人参貂皮，每隔几年来北京朝贡讨赏一回，平日里再多巴结巴结李成梁，就能养出成千上万的八旗军，现在毛文龙不过养一个东江镇，理应绰绰有余才是。”

“另外，现在辽东被奴酋占了，辽东陆路交通断绝，连派去朝鲜册封国王的使臣都要走海路，原来人参貂皮的贸易利润也都转移到了东江镇那里。”

“朕听说，自奴酋起兵之后，除了来往朝贺的朝鲜使臣之外，再无人主持人参贸易，流入我大明的人参数量急剧减少，导致人参市价昂贵，供不应求。”

“于是，待皮岛的海运通商一开，大批商人涌入皮岛，求贸人参，毛文龙便倚仗垄断辽东海贸，每年从这些贸易中抽取高额税金。”

“去年李起元提议重开商税的时候，全国的商税都收了个遍，唯独东江镇的商税，朕不但一文没收，甚至连问都没有过问一句。”

“朕就想着啊，现在辽东这样的情形，谁还能没有个难处呢？只要毛文龙能好好打仗，他就是把东江镇的这些海贸利润全都揣他自个儿的腰包里，那朕也都捏着鼻子认了！”

“可眼下朕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听朕的，非要自行其是，这不就是明着不把朕放在眼里吗？既然如此，倒不如索性就把东江镇移出来干脆！”

冯铨向魏忠贤投出束手无策的一瞥，皇帝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这可教人怎么劝？

给政策可比给钱稀罕多了。

尤其是“松弛海禁”这种有违祖宗成法的政策，则更是令人侧目。

除了东江镇之外，整个大明能合法进行海上贸易的就只有福建漳州月港一地。

这一地的合法性还要追溯到嘉靖三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三年的“嘉靖倭乱”。

嘉靖朝时，浙闽沿海部分豪势与海外商人相勾结，形成了集团化走私，嘉靖二十六年，受命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纨上任后，严厉打击海上走私活动，使一些暗中支持走私活动的沿海豪势惴惴不安。

于是，他们鼓动一些言官弹劾朱纨滥杀无辜，导致朱纨在短短两年后就被明世宗下诏罢职并派员按问，朱纨自觉闽浙走私豪势必然借机杀他，一时走投无路，遂喝药自尽。

朱纨死后，在朝官员皆不敢言“海禁”事，然而不久之后，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却发生大规模的日本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

为了平定倭乱，大明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

动乱甫平，福建巡抚谭纶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就福建地方治安和民生问题提出开海方案。

谭纶在奏疏中一旦强调海贸对于福建人的重要性，认为“闽人滨海而居者，不知其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倘或“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三年之后，明世宗病逝，明穆宗继位后诏告群臣：“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上奏予以修改”。

不久，福建巡抚涂泽民再次奏请开放海禁，得到朝廷批准。

于是隆庆元年，明穆宗正式宣布调整“海禁”政策，开放月港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允许漳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

从嘉靖二十六年到隆庆元年，东南沿海百姓花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自己的“统战价值”，才迫使朝廷解除自洪武朝以来近两百年的海禁国策。

与“隆庆开关”的前因后果一比，东江镇的开海简直堪称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就这毛文龙还不好好打仗，皇帝当然不忿他一人在海外逍遥自在了。

毕竟一个人的统战价值在于这个人的贡献力和破坏力，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能给朝廷做很多贡献，但是他不做，这就是破坏力。

反过来讲，一个人能给朝廷造成很多破坏，但是他也没做，这等于是做了贡献。